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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他把每一天都当做最后一天,用15年的时间解决了3000多名残疾人的就业……

2017-11-18 18:55

如果每天都有可能是生命中最后一天,那么人生将会是何种状态?对于59岁的郑卫宁来说,这并不是一道假设的命题,而是一种真实的拷问。

文/覃澈

看着针管的药剂逐渐注入体内,郑卫宁松开了紧捏的拳头,缓缓地呼了口气:又活过了一天。

一件灰色的外套,一头花白的短发,一脸矍铄的神色,除了身下的轮椅,这个59岁的湖北老汉并无特别之处。但事实上他每天都在跟死神抢时间。

郑卫宁天生罹患重度血友病,凝血因子含量过低导致身体随时可能大量出血,59年来他依靠定期输血维持着生命。命运让他无法不淡看死亡,而他倔强活着的理由,是他创立15年的残友集团和旗下3000多个残疾人兄弟。

新的活法

“我没那么伟大,只是想给自己换个全新的活法。”郑卫宁向《商界》记者如实地回忆自己创业的初衷。

1991年,国内大规模爆发血液交叉感染,为了确保血源安全,郑卫宁举家从湖北搬迁到当时唯一实行义务献血的深圳。然而,陌生的环境让他陷入了一种自我嫌弃的抑郁当中:往日熟悉的邻里关系不复存在,妻女忙着各自的工作与学习,加上母亲去世,他开始质疑起自己的生存价值来,在最低落时甚至尝试自杀。“自己就是个累赘,活着有什么意义?”

1998年的一个晚上,郑卫宁将妻子哄睡后,独自来到阳台。掏烟点上狠狠吸了几口后,他扶着栏杆颤颤巍巍地从轮椅上站了起来,准备翻身跃下,让自己彻底解脱。正当他努力将腿抬上栏杆时,衣角突然被人紧紧拉住,泪流满面的妻子从背后牢牢地抱住了他。

聪明的妻子早已发现郑卫宁的异常,并一直跟随其后。看着哭得不成人形的妻子,郑卫宁彻底爆发了:“我就是个废人!你让我去死好了!”

“你死了我和女儿怎么办?要死的话,我们一起跳!”激动的妻子狠狠给了他一耳光。

是啊,自己死了,妻女怎么办?“我也不想这样赖活着啊!”郑卫宁瘫坐在地上绝望地嘶吼。

为了防止郑卫宁继续犯傻,妻子第二天买了台电脑供他上网解闷,并和他约定:只要不再轻生,做什么都行。不到生命的绝境,便无法体会那种无助的悲凉感,以及对于希望的极度渴求,哪怕只有一点点。

妻子买来的电脑,改变了郑卫宁的人生。他通过互联网帮助另一位残疾人找到了急需的资料,当收到对方特意寄来的感谢信后,他的内心第一次有了波动:原来自己还是有价值的。更重要的是,互联网让郑卫宁产生了创业的想法:这种对办公地点、身体素质几乎零要求的工作方式,似乎就是为自己“量身打造”,同时更能让自己摆脱无所事事的颓废,换种新的活法。

1999年,郑卫宁找到刘勇、麦健强等4名“有电脑技术”的残疾人,成立了残友公司,创立了中华残疾人服务网。尽管设计简陋,但这个涵盖残疾人病情交流、生活互动等多个版块的网站一经推出,便迅速在圈内走红,不到一年时间,就创下全球残疾人福利网站点击率最高的纪录。而作为带头人的郑卫宁,也被无数残疾人网友尊称为“大哥”。

“大哥”是什么概念?

军区大院出生的郑卫宁,生性豪爽耿直。母亲去世时给他留下了30万元现金和两套房子。他将房子拿出来当“公司”,客厅办公,卧室供大家住宿,除了工资之外,他还承担了大家的生活开销。一些残疾人慕名投奔而来,他也从不拒绝。

一位高位截肢的残疾人用双肘撑着两个小板凳,前来投靠残友,郑卫宁送了他一辆轮椅作为见面礼,并捏着他的肩膀,一字一句地说到:“从现在起,这就是你的家,我就是你的大哥,有任何困难尽管找我。”

这个自小因为残疾被父母遗弃,一直借助小凳子爬行的青年,再也抑制不住激动,扑向郑卫宁怀中大哭起来。

当狼的资本

2000年,一家公司希望以1000万元收购中华残疾人服务网,但遭到郑卫宁的反对:“他们想用自己的团队,意味着我们要解散,这肯定不可能。”尽管合作不成功,但郑卫宁从中发现了网站设计和软件开发的业务。然而,这条看似一片光明的出路,却泼了郑卫宁一盆冷水。

创业初期,郑卫宁跟客户洽谈业务时,对方一看到合作对象竟然是一群残疾人,大多都会投来异样的眼光,有时甚至是一种明显的鄙薄。

一次,上海一家原本已经达成合作意向的公司前来考察残友,发现残友员工全是残疾人后,态度立刻改变,对郑卫宁撂下话:“我们可不是慈善公司!”在随后的谈判中,除了不断质疑残友的开发实力外,对方还把原本已经谈好的30万元价格压到6万元,意在让郑卫宁自行放弃合作。

谈判桌上,面对对方轻蔑的脸色和侮辱性的价格,郑卫宁一言不发,他压抑住想给对方一拳的冲动,紧捏着拳头转身回到办公室。员工们随即围了过来,气愤难当地说:“大哥,我们不做了!”“大哥,我们不能受这个气!”

但郑卫宁却冷静下来,在思考良久后,他咬了咬牙:“接!”原因无他,此时的残友没有太多选择,这个行业的机会并不多,如果放弃,很难再找到下一单。而郑卫宁也想证明残疾人并不比健全人差。

此后,残友开始以难以置信的低价,如饿狼一般在市场上疯狂抢夺订单,这招来了业界同行的非议乃至仇视。一些同行为了抵制残友夺回订单,甚至在客户面前拿残疾人说事。这让郑卫宁愤慨不已:“我随时都会死,命都不要了,还在意其他人看法?!”

一次在出差北京洽谈业务时,郑卫宁刚抵达酒店,突然出现了尿血症状,吓得跟他一起出差的员工连忙背着他往医院跑。谁知,他们找了两三家医院,都没有医生敢为他注射自带的救命针剂。

看着逐渐失去知觉的郑卫宁,几近崩溃的员工在凌晨两点多拨通了深圳义工联的电话,让他们火速联系北京的义工,以便能为郑卫宁用药。当义工护士在一个小时后匆匆赶到酒店时,郑卫宁已经两手冰凉面无血色。所幸的是,一针药剂几乎在最后一刻,把郑卫宁从死神手中抢了回来。

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搏命气质,后来逐渐成了残友的一种企业文化。比如,2007年残友向CMMI认证发起冲击。

CMMI类似于传统行业的ISO认证,代表着软件企业的开发品质和成熟程度,通过的等级越高,在行业地位也就越权威。在当时深圳数百家软件开发公司中,只有十几家拥有这一资格。

而其认证过程也极其困难。一款软件要抽取100个功能点进行考察,每个点由两三个员工共同完成,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出错就全盘皆输。在这一过程中,除了考察员工的能力之外,更要考核他们对公司的忠诚度——考试将全程保密,除了监测官外,没人知道是谁或者哪个环节出错,这给了对公司不满的人故意出错的机会。

尽管如此,郑卫宁仍然决定背水一战。他拿出当时残友几乎全部的现金流35万美元,报名参加了认证考试。随后在一次午饭时间,他在食堂将参与测试的人员组织起来,挥起拳头大声吼到:“公司是我们的家,有了认证才能过得更好,谁要是出了错,大家都会卷铺盖走人!”

郑卫宁的话直戳了大家的痛点。在场的员工们先是一怔,缓过神来后开始纷纷表达决心。对于从小受到歧视的残疾人员工来说,最在意的并非经济利益,而是个人存在的价值。健全人失败了换份工作就可重新再来,而他们如果失败了,残友倒下了,就只能回到原先毫无意义的潦倒生活中。

经过一年多的反复测试,残友最终通过了CMMI五级认证,这使得残友不仅能为华为、中广核等大型集团提供软件外包服务,还获得了来自微软、IBM等全球巨头递来的橄榄枝。

更大的责任

获得权威认证的残友,在郑卫宁的低价策略下,很快占据了深圳大半的软件开发市场。而在残疾人群中,残友也成了一棵可以遮风避雨的大树,这一度让郑卫宁非常头痛。

残友毕竟不是慈善机构,在前来投奔的残疾人中,很多没有软件技术的残疾人,并不能为公司创造效益,反而会成为负担。但郑卫宁又狠不下心来拒绝:“抛弃他们就意味着推他们去死,你敢做么?”

怎么办?

在2010年的达沃斯论坛上,郑卫宁在会场看到了中国电商教父马云。这种机会岂能错过?他主动上前和马云打招呼,并刻意聊起残疾人就业难,希望得到平台改变命运。然而,面对郑卫宁突如其来的“搭讪”,马云并没有接招。

郑卫宁急了:“我们不像那些残疾人组织那么官僚!我们不要钱!阿里云服务里面有近3万个职位,给我们60个总可以吧?我来安排人,干得好你就用,干不好你就把他们咔嚓了!”他的一席话让马云笑了起来,觉得这个坐在轮椅上的人有点意思,随即派人跟残友进行业务对接。

后来,双方在残友珠海分公司开了培训班,由马云派人前来指导和考核,并约定如果60人全部过关就给名额。为了能拿下这个机会,郑卫宁特地组织了一批重残患者,再逐一亲自挑选,并租下一间教室日夜兼程地给他们灌输电子商务以及客服培训,直到正式通过阿里巴巴的考核,获得了来之不易的60个名额。

初次合作成功后,残友和阿里巴巴很快开启“百城万人就业”计划,由淘宝提供200个端口给残疾人做电商客服,而残友除了安置合适人选为淘宝服务外,还由各地分公司提供当地的特产,诸如新疆分公司的葡萄干、海南分公司的椰子糖等产品,自己在淘宝开设官方网店,让残疾人担当客服,以此改变他们的生活。

电子商务为郑卫宁打开了一道门。在与阿里巴巴合作的基础上,他组织残友进一步和多家公司开展电商合作,以对方出资,自己出人的方式创建公司,再按比例进行利润分成。

2011年,残友集团解决了3000多名残疾人的就业问题,旗下全资子公司以及合资公司的总体营收达到1.2亿元。

去郑卫宁化

在残友集团3000多员工眼里,“郑大哥”就是公司的宗教领袖。

当年坚持做软件、制定公司制度、做电商都是由郑卫宁一句话说了算。在他的苦心经营下,残友发展成了拥有32家社会企业和11家社会组织的大集团。

如果说郑卫宁还有一丝顾虑的话,那就是如果自己突然去世,残友怎么办?

2009年,郑卫宁成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深圳市郑卫宁慈善基金会,并将自己所持有的32家企业全部股权捐给基金会,使基金会成为残友集团的最大股东。基金会由公司11位高层把控,在遇到重大问题时,必须投票表决。

在这一架构下,社会企业获得完整独立的公司身份和竞争力,非营利性质的社会组织为社会企业提供服务,包括照顾残疾员工的日常生活,这让社会企业无需负担残疾员工所产生的额外成本,企业可以轻装上阵参与行业竞争,而其创造的利润上缴给基金会,再由基金会反哺社会组织。

这一架构的成立,意味着以后所有决策都将由基金会拍板,残友将逐渐淡化“郑卫宁”痕迹。为了表明自己退出的决心,郑卫宁还从残友总部的办公室搬离出来,甚至连自己的出差费用都必须由基金会签字才能报账。

这一年,在基金会秘书长刘海军的陪同下,郑卫宁找到律师做遗嘱见证:“以后我的财产全部捐献给残疾人事业,不是由家人来继承。”

郑卫宁疯了吧!很多朋友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纷纷找到他,希望他能收回意见,将财产交给女儿管理,“至少留一部分当作嫁妆”。但郑卫宁偏不。“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,她可以不靠我的钱来生活,这些财产可以使很多残疾人活得快乐而有尊严。”

创建残友集团至今,郑卫宁的时间和精力几乎全部投入到工作当中,而忽略了那个曾经哀求他要活下去,创业时为他和团队做夜宵,在他身边相濡以沫的妻子。 2013年,郑卫宁的妻子因为抑郁症发作跳楼自杀。这一打击让他久久无法恢复过来:“当初自己只想到工作,而忽略了她的感受,是我对不起她。”

妻子去世后,害怕触景生情的郑卫宁从家里搬到公司,三个多月后才鼓起勇气回家收拾遗物。整理财产时,郑卫宁发现自己一共有22万元存款,再加上一套200多平米的住宅。这就是“大哥”如今的全部身家。

编 辑 曹一方 gemini_cyf@126.co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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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17-11-18 18:5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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